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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改革与革命之间——俄共(布)新经济政策实施和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的双重纪念

来源:admin  浏览量:  发布时间:2021-10-07 23:26:41

在改革与革命之间——俄共()新经济政策实施和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的双重纪念

郭春生

2021年因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两个重大事件一百周年而特别值得庆祝。一百年前,19213月召开的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决定实行新经济政策,从而开辟了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改革道路;19217月召开的中共一大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这是中国革命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蓬勃发展的重要标志。响应习近平总书记学习四史的号召,在新经济政策实施和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之际,深入理解和分析两个重大事件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地位、作用及相互关系,具有特别重要的纪念意义。

一、建立稳固的无产阶级革命政权是施行社会主义改革的前提

社会主义政权是社会主义改革的前提。只有稳固的社会主义政权的保证,才能实施有效的社会主义改革。1921年,十月革命的胜利已经过去将近四个年头,苏俄红军在1920年春也基本粉碎了国内白卫军的武装叛乱和协约国的围攻,苏维埃政权已经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稳固的社会主义政权。在此前提下,19213月召开的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决定实行新经济政策,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改善人民生活。新经济政策的施行标志着世界社会主义历史上第一次改革的开始。

从世界上第一个共产主义政党———共产主义者同盟建立时起,世界无产阶级就在政治纲领中鲜明地表达了自己的政治态度———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建立无产阶级政权,并且坚信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巴黎公社革命建立无产阶级政权的短暂尝试失败后,到19世纪末,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和平长入的思潮逐渐盛行起来,工人阶级领袖入阁资产阶级政府也成为一种策略。事实上,在整体上资强社弱的形势下,个别工人领袖加入资产阶级内阁不能改变政权的资产阶级性质,和平长入的论调也只是沦为无产阶级斗争意志的麻醉剂。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左派领袖和德国共产党的创始人罗莎·卢森堡在《社会改良还是革命?》中指出:“社会民主党认为,为了社会改良、为了在仍然是现存制度的基础上改善劳动人民的生活状况、为了实现各种民主设施而进行的日常的实际斗争,宁可说是引导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力求达到最终目的即掌握政权和废除雇佣制度的唯一道路。也就是说,在现存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点滴改良是没有意义的,无产阶级只有实现了掌握政权,才能进一步完成自我的解放和人类的解放。

只是到了20世纪初,历史发展的辩证法就强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参加资产阶级政府的工人领袖所促成的点滴改良,完全不可能积累成为社会主义改革,对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也没有更多裨益,其结局脱离不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批判的保守的或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窠臼。和平长入的幻梦,在帝国主义、军国主义日渐浓烈的枪炮声中衰变为喃喃私语。在帝国主义战争的阴云中,第二国际绝大多数坚持改良道路的社会民主党,选择狭隘的民族利益,支持本国资产阶级政府军国主义的战争政策,从而将追随他们的广大无产阶级裹挟到帝国主义战争之中去充当炮灰。极其少有的是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始终坚持第二国际代表大会制定的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策略,在1912年召开的巴塞尔大会通过的《国际局势和反对战争的统一行动宣言》中,号召无产阶级有责任去尽快地结束战争,并且要全力以赴利用战争所引起的经济和政治危机、促使人民觉醒,从而加速资本主义阶级统治的灭亡。布尔什维克正是遵循巴塞尔宣言的精神,以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革命战争的果敢行动,加速俄国资产阶级统治的灭亡,终于以十月革命的胜利,建立起了苏维埃政权。自然,建立了稳固的社会主义政权,也就为无产阶级的彻底解放提供了无限的可能性,以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为宗旨的社会主义改革也就具备了前提条件。

在列宁领导布尔什维克发动武装革命前后,更有许多革命时机不成熟的论调,即是说俄国的经济、文化、社会发展水平过于低下,不具备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前提条件,因此还不能发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革命。对此,列宁则以坚定的革命夺权行动予以回答,因为他深谙实现无产阶级历史使命的路径,不具备无产阶级政权的前提,就不可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革。后来,列宁再清晰不过地阐明了这种革命和建设的辩证逻辑:“既然建立社会主义需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赶上别国人民呢?”

布尔什维克政权的建立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具有划时代的重大意义,它是第一个在民族国家范围内建立起来的无产阶级政权,使世界社会主义由理论的、运动的阶段上升到实践的、国家制度的阶段。到这个阶段,无产阶级政党可以利用自己掌握的国家政权,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并进一步实行社会主义改革。

仅仅建立了社会主义政权还是不够的,如果政权不够稳固,也不可能推行社会主义改革。被推翻的资产阶级旧政权不会甘心失败,必然组织激烈的反抗。布尔什维克政权以军事共产主义政策进行保卫革命政权的斗争,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巩固了革命成果。从巩固革命政权的意义上说,军事共产主义政策是十月革命的继续,它仍是以暴力革命的方式加强和巩固无产阶级的政权。必须同时看到,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并没有把军事共产主义政策仅仅当作巩固政权的权宜之计,而是将它视为一条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主要从以下两点来看:

其一,列宁等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并没有把它看成应对战争的临时政策。首先有必要说明俄文Военныйкоммунизм一词的翻译问题,多年来习惯上将这个俄文词翻译为战时共产主义,也就是战争时期的共产主义的意思。但在俄文词汇中,военный丝毫不包括时间(время)的内涵,这个形容词只表示战争的军事的军队的军人的意思。所以,这个词应翻译为军事共产主义这种不带时间内涵的词汇。事实上,列宁等布尔什维克领导人也没有仅仅把它看成是战争时期的应对之策,在准备施行新经济政策之前也没把这些政策称为Военныйкоммунизм。到1920年春,各地的白卫军叛乱已基本被平定,协约国也解除了对苏俄的封锁,对革命政权的重大战争威胁已经消除。这时,对布尔什维克政权来说,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正处于一个十分重大的抉择时刻。列宁的思路是,使俄国的工人阶级和农民在帝国主义战争和国内战争之后能稍微喘一口气,最终能够全力以赴地从事和平劳动,但帝国主义战争和国内战争之后并不是要变革军事共产主义政策。列宁等布尔什维克领导人普遍认为,没有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俄国革命的胜利果实和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都是没有保障的,因此,不能只限于在俄国一国革命,只有联合其他许多国家战胜国际资本,才能顺利地把革命进行到底,取得绝对的胜利。所以,1920年春天之后布尔什维克政权进一步采取两个方面的措施,一方面,把军事共产主义政策视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正常道路,在国内继续坚持以至强化军事共产主义政策;另一方面,在国际上坚持世界革命的指导思想,发展世界共产主义革命力量,支持和推动世界革命行动,力争使各国的苏维埃革命获得成功。

其二,军事共产主义政策既是为了应对战争,又是布尔什维克所理解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原则在现实中的贯彻执行。列宁等布尔什维克领导人都谙熟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等著作中阐述的共产主义社会是他们的奋斗目标。在建立了无产阶级革命政权之后,他们把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原理落实到苏俄现实社会之中,具体化为军事共产主义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如国有化就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体现,普遍劳动也是社会主义的生产原则等等。既然这些都是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原则来实行的,所以,即便没有战争,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也就是按照这些原则、实行这些措施。苏维埃政权的稳固还表现在它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心的形成。十月革命成功后,布尔什维克成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政党成功的典范,彼得格勒和莫斯科也成为闻名世界的红色之都,成为全世界无产者向往的地方。19183月,俄共()第七次(紧急)代表大会决定更改党的名称,由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更名为俄国共产党()。之后,许多国家的社会民主党左派也纷纷更名或独立成立共产党,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形成了社会民主党迅速共产党化的浪潮。19193月,又成立了以俄共()为中心和主导的共产国际,俄共()中央实际成为世界各国共产党的总部,各国的共产党则成为俄共()和共产国际的分部或支部。19207月,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全世界的共产主义者聚拢到大会周围,俄共()还制定了严格的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目的就是把那些非共产主义政党排除在外。这也表明,苏俄和俄共()已经成为世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发展中心。到这时,虽然苏俄是世界上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处于资本主义汪洋大海的包围之中,但是,在世界各国无产阶级的护卫之下,经历了革命和战争考验的苏维埃政权已经是坚如磐石般地存在。

也就是说,进入1920年,布尔什维克在国内平定了叛乱,在国外有作为共产国际支部的各国共产党的维护,已经具备了实施改革的条件。

二、共产国际的东方世界革命战略推动和帮助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在世界革命的角度上,中国共产党就是俄共()在东方国家推进世界革命战略的产物。十月革命爆发之时,东方的中国正处在民主革命的高潮时期,志士仁人发起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向旧的秩序发起猛烈冲击。十月革命的消息传到中国后,极大地激励了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使他们认清了中国革命的道路,也迅速影响了新文化运动的方向,给它注入了社会主义的全新思想,使宣传马克思主义和俄国革命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内容。最著名的就是191811月李大钊在《新青年》上发表的《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热情讴歌十月革命,赞颂布尔什维克的革命精神。正如列宁所言,在一切文明国家里,在一切东方的落后国家里,布尔什维克的旗帜、布尔什维主义的纲领和布尔什维克的行动方式,已经成为一切文明国家的工人和一切落后的殖民地国家的农民谋求解放的旗帜,进行斗争的旗帜。布尔什维克的革命为中国革命者提供了锐利的思想武器,极大地鼓舞了中国的革命者,推动了中国的革命运动。仅仅十月革命后一年多,1919年中国大地上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五四运动又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做了思想上干部上的准备,为新的革命力量、革命文化、革命斗争登上历史舞台创造了条件,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走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折点。这其中的马克思主义自然包含着布尔什维主义,即俄国化的马克思主义。19217月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正是马克思主义、布尔什维主义与中国革命相结合的集中体现。

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政权深知,正是在深受殖民主义和封建主义双重压迫的东方国家,具有最丰厚的革命土壤。所以,共产国际特别重视培养和扶持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中的革命力量。19193月共产国际成立时,中俄之间的交通尚处于隔绝状态,列宁仍然接纳在苏俄的中国劳工代表参加代表大会并接见了他们;7月,苏俄政府就发表了第一次对华宣言,表达了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态度。1920年初,远东地区的帝国主义干涉势力和白卫军武装被肃清后,中俄交通之路随即被打开。这为共产国际推动中国革命提供了便利条件。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是在俄国十月革命和我国五四运动的影响下,在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帮助下诞生的。”19204月,经共产国际批准,在俄共()远东局的派遣下,维经斯基等人到达北京,随后又到了上海,分别与李大钊、陈独秀等人会谈,了解和讨论中国革命和建立共产党的问题,他呼吁中国劳工农民互相联络起来,然后再和各国劳工农民互相联络起来,一齐作俄国劳工农民所作的事。应该说,维经斯基等人在中国的工作推动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19207月召开了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大会专门成立了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委员会,通过了列宁代表委员会所作的报告,贯彻了列宁提出的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能够而且也应该帮助落后国家的劳动群众的思想;9月初,共产国际又在巴库专门召开了东方各民族代表大会,号召全世界无产者和全世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在两次大会之间的8月,共产国际特别任命了执委会委员、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委员会秘书马林担任驻中国代表,这更表明了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特别重视。马林于19214月从莫斯科动身,63日到达上海,立即与李达、李汉俊等人接触,讨论建党问题,直接促成了中国共产党成立大会在7月的召开。马林亲自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成立大会并致贺词。在马林动身之前的3月,共产国际还成立了远东书记处,负责促进和领导远东各国的革命运动。书记处专门设有中国科,负责沟通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联系。

中国共产党在成立大会上,按照共产国际的世界革命路线,制定了中国革命的行动纲领。中共一大的纲领指出要联合共产国际,消灭资本家私有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这个纲领反映了刚刚成立的中国共产党追求苏俄式社会主义革命的强烈愿望。19227月召开的中共二大决定加入共产国际,中国共产党为国际共产党之中国支部”;在革命路线上则明确首先进行民主革命,引导工人们帮助民主主义的革命运动,然后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中共二大上革命路线的转变,充分体现了共产国际的东方世界革命战略与中国革命实际的密切结合。

综上所述,俄国革命激发了中国人民的革命热情,共产国际的革命路线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指明了革命的方向。在布尔什维克主导的共产国际的直接推动和帮助下,中国共产党终于在19217月成立了。在这种世界革命浪潮中建立起来的中国共产党,一定是一个坚定执行革命路线的无产阶级政党。

革命与改革的时空关联

19213月召开的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决定实行新经济政策,由此开启了世界社会主义历史上的第一次改革;19217月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揭开了中国革命的新篇章。这样,俄国共产党()的改革和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形成了20年代初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大潮中两股宏大的支流。

192010月,苏维埃政权与波兰签订了停战协定(19213月正式签订了里加条约”),这是布尔什维克世界革命战略的一个转折点。进攻波兰遭遇的挫折使布尔什维克重新考虑发动欧洲世界革命的战略,暂缓了发动西方世界革命的脚步;德国、匈牙利等国苏维埃革命的失败也使布尔什维克对西方革命的环境有了更清醒的认识,确认西方国家革命的成功有赖于更多的条件积累。由此,布尔什维克考虑与西方国家和平共处,把更多精力放到国内的经济建设中来。

与波兰停战协定的签订也标志着布尔什维克政权的真正稳固。到这个时期,对苏维埃政权自身来讲,已经没有任何国外力量能够威胁它的生存。但就在这时,国内的形势却日益严峻起来,布尔什维克发现,过去支持自己夺取政权的不少民众,现在却转过头来成为自己的激烈反对者。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分析认为,主要是一直坚持和不断强化的军事共产主义政策激起了普遍的反抗。苏维埃政权将军事共产主义政策视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正常道路,在平定了白卫军叛乱和外来入侵之后,仍然坚持和强化这一政策。1920年春国内政局既已稳定,10月粉碎了盘踞在克里米亚的最后一支白卫军武装。然而,粮食征集制、军事命令化、国有化、配给制等军事共产主义政策仍在执行,又强化了普遍劳动义务制、进一步取消货币关系等,这就激起广大民众的普遍反抗,农民暴动、工人罢工时有发生。1920年末到1921年初,在伏尔加河中游、顿河地区、西西伯利亚、坦波夫省等多个地区,爆发了农民因不满军事共产主义政策而发动的暴动。特别是19212月,曾经支持和参加十月革命的喀琅施塔得水兵发动叛乱,深深地震动了列宁等布尔什维克领导人。这时,列宁等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审时度势,顺应民意,在19213月召开的俄共()十大上迅速做出决策,推行新经济政策,由此形成了列宁时期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第二条道路,这就是改革的道路。

后来,列宁在谈到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时说,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这种根本的改变表现在:从前我们是把重心放在而且也应该放在政治斗争、革命、夺取政权等等方面,而现在重心改变了,转到和平的文化组织工作上去了。如果不是因为国际关系,不是因为必须为我们在国际范围内的阵地进行斗争,我真想说,我们的重心转移到文化主义上去了。这里有必要对列宁的这段话进行全面深入的理解。这段话是列宁在19231月初口授的《论合作社》中表述的,距离新经济政策的开始实施已经将近两年,新经济政策的实际效果早已显现出来,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呈现一片繁荣景象。这时列宁强调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实际上就是在强调新经济政策与原来的军事共产主义政策的根本不同,军事共产主义是以政治斗争、革命、夺取政权等等来建设社会主义,新经济政策则是以和平的文化组织工作来建设社会主义。显然,这里的文化是包含社会各方面的广义文化。据此,列宁时期的建设社会主义实践活动可以概括为两条道路:一条是革命型道路,也就是军事共产主义的道路;另一条是改革型道路,也就是新经济政策的道路。列宁用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来表达这两条道路的不同,可见他既在肯定两者都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又特别肯定正在执行中的新经济政策;同时,新经济政策是对军事共产主义政策的改变,又是以由军事共产主义政策巩固了的无产阶级政权为前提和基础的,二者在时间上有一个先后顺序,但并非相互否定的关系,而是本文前面所谈到的,稳固的革命政权是施行社会主义改革的前提。

如果说列宁这段话的前一部分说的是苏俄国内的社会主义建设问题,那么这段话的后一部分则涉及到了苏俄社会主义与世界社会主义的关系。必须为我们在国际范围内的阵地进行斗争就包含着在东方国家推进世界革命的战略。彼得格勒、莫斯科是苏俄的中心,北京、上海是中国的中心,两者相距遥远,在那个交通不便的时代至少需要一个月以上的路程,马林就是赶了近两个月的路才到达上海的。近代产业革命以来世界文明发展呈现由西向东渐次滞后的历史图景,工人运动、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亦然。1921年,当西方的苏俄已经开始社会主义改革时,东方的中国尚处于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时期;西方进入改革时期的俄共()推动和帮助了东方处于革命时期的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苏俄和中国不仅空间上存在着遥远的距离,在时间上(革命的阶段性)也有着巨大的差距。当布尔什维克发动革命建立起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国家政权时,中国尚处于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时期。这种不同阶段的革命之间的差距因布尔什维克的东方世界革命战略而大大拉近了,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言,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从此,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就注入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内涵,以五四运动为标志,中国革命进入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当1921年苏俄推行新经济政策进行社会主义改革时,中国共产党则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浪潮中诞生了。共同发生于1921年的世界社会主义史上的两个重大事件,3月体现的是社会主义改革,7月体现的是社会主义革命,两者共同汇入了那个时代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巨大洪流,体现了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阶段性、多样性。

具备了十月革命建立政权和军事共产主义政策巩固政权的前提条件,新经济政策的改革才得以实施,正在实施改革的俄共()又通过共产国际推动和帮助了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从而推动了中国革命的发展。所以说,在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1921年既是革命的年代,又是改革的年代,在一百年后的今天,这个年代特别值得纪念和庆祝!

苏联共产党从成立到成功建立无产阶级政权经历了19年的时间(1898—1917),再到进行社会主义改革又经历了4年的时间(1917—1921)。中国共产党历经28年艰苦卓绝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终于建立了无产阶级政权,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革提供了前提条件。之后,经历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多年探索,以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对两党奋斗历程进行比较可以看到,在中俄两国的革命与改革之间存在着巨大的时间差距。以唯物史观分析造成这种差距的根本原因,还是在于相应时期两国现代化水平的不同。近代中国的现代化屡遭延误,远远落后于俄国,直接造成同时期的中国无产阶级的发展水平和觉悟程度低于俄国,由此,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革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苏俄的影响,得到苏俄的帮助。不过,在苏俄改革和中共成立一百周年的今天,特别值得中国人民骄傲的是,在这一百年间,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敢于革命、敢于改革,不囿旧俗、勇于探索,经过百年的艰苦奋斗,冲破了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束缚,探索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道路,真正实现了百年超越!

在此,还有两个时空关联需要特别说明:其一,俄共()4年和中共的29年。俄共()从建立政权到进行社会主义改革中间只经历了4年的时间,中共从1949年到1978年则长达29年的时间。造成4:29时间差距的原因极其复杂,在此仅特别说明一点,那就是一种特殊的路径依赖。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中国共产党按照既定的路线走俄国人的路,移植了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由此也形成了对这种模式的路径依赖。路径一经确立,对它的突破就特别困难,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在走向改革开放的道路上徘徊长达29年的一个重要原因。中国共产党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在重大历史关头的及时觉醒,我们党作出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是基于对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深刻把握,是基于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的深刻总结,是基于对时代潮流的深刻洞察,是基于对人民群众期盼和需要的深刻体悟,来源于历史的惯性又能够冲破这种惯性,从而形成党的一次伟大觉醒其二,60年左右的时间跨越。文明的发展进程证明,人类对现实道路的设计和对理想未来的构想,总是基于对历史的理解和思考。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发展史上,苏俄新经济政策的改革感召力跨越了57年的时间界限,成为中国共产党实行改革开放的灵感之一,在列宁新经济政策道路和最后构想中,我们可以找到今天社会主义改革之路的历史渊源和思想源头。邓小平同志总结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失败的根源时就判断说,可能是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也是循着世界社会主义历史上社会主义改革的经验,高高举起了改革开放的旗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不仅如此,世界社会主义改革的历史也是环环相扣,中国共产党开创的当代社会主义革新的浪潮影响广泛,继中国实行改革开放8年之后,越南也受到社会主义改革大潮的影响,在1986年开启了社会主义革新的道路。和中国一样,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越南也从新经济政策中获得了社会主义革新的理论灵感,1982年底越南共产党领导人长征专门组建了理论研究小组,从苏俄的新经济政策中获取了大量的改革依据,进而转化为越共中央的决策,促成越南在80年代中期开启了社会主义革新的道路。从1921年到1982年,此间相隔61年。完全可以说,虽然相隔60年左右的时间差距,新经济政策体现出的社会主义改革思想,依然激励着当代共产党人大胆进行社会主义改革的探索。

[作者简介]:郭春生,山东大学当代社会主义研究所特聘教授。

[文章来源]:《科学社会主义》2021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