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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后社会主义国家第一次改革浪潮辨析

来源:admin  浏览量:  发布时间:2018-06-06 13:51:20

二战后社会主义国家第一次改革浪潮辨析

郭春生

[内容提要] 斯大林去世不久,在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就出现了一系列改革,进而汇聚成一次社会主义改革的浪潮斯大林时期确立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对和平时期的社会主义建设来说有许多不适应之处,所以,当和平到来的时候,改革就成为大势所趋但是,苏联的国家民族主义大国主义大党主义干扰了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而苏联国内的改革也在镇压了布拉格之春之后逐渐终止

[关键词] 社会主义国家 苏联社会主义模式 国家民族主义 大党主义


二战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辉煌成就是社会主义由一国发展到多国,首要表现为东欧八国先后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成为社会主义国家,此外还有亚洲的中国朝鲜越南老挝蒙古以及拉丁美洲的古巴成为社会主义国家这些国家都是在苏联的巨大影响下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所以也基本按照苏联模式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并开展社会主义建设但是,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本质上是一种斗争模式,在进入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这种模式并不符合和平时期社会主义建设的要求,由此也导致在这些社会主义国家出现了多种多样的模式不适症所以,在斯大林逝世后不久,就出现了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浪潮,我们称之为二战后社会主义改革的第一次浪潮本文主要围绕这次改革浪潮的几个问题进行探讨

1956 年到1968 年社会主义国家出现了第一次改革浪潮

十月革命之后,在共产国际的影响下,不少东欧国家建立了共产主义类型的政党这些共产主义政党在反对法西斯主义的斗争中迎来了发展的高潮,他们与苏联军队相互配合,终于摆脱了法西斯主义铁蹄的蹂躏,重新获得了民族独立二战后初期,东欧国家建立了人民民主政权,因为当时只有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可资借鉴,加之苏联借助反法西斯战争对东欧国家形成的巨大影响,所以,东欧国家的共产主义政党纷纷仿效苏联社会主义模式,走上了苏联式的社会主义道路

实际上,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在东欧国家确立的过程中,就已经显示出种种的社会不适症如在1947 9 月共产党情报局的成立大会上,波兰代表哥穆尔卡就指出,农业合作化运动正遭到农民的强烈抵制,必须慎重进行南斯拉夫共产党代表卡德尔则与哥穆尔卡一起,对苏联共产党意图建立共产党工人党国际领导中心表示明确反对,认为这会严重妨碍各国共产党的独立自主[1]一年后,苏南冲突爆发,南斯拉夫被开除出共产党情报局南斯拉夫从1949 年开始,不断进行社会主义自治制度的实践探索,试图走出一条不同于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新道路但是,因为斯大林的绝对权威和苏联的强大影响力,不同于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探索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并没有出现,南斯拉夫也因为自己的探索而受到苏联领导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孤立,内政外交处于困境

二战结束后的几年,苏联并没有出现新的建设道路探索1946 2 月,斯大林发表演说,认为战争的胜利充分说明战前确立的一整套体制的正确性,并充分肯定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农业集体化的道路在政治领域,在阶级斗争的名义下,政治斗争和政治清洗不断出现,如1950 年的列宁格勒事件,中央政治局委员沃兹涅先斯基等人被处决可见,战后斯大林不过是将战前确立的一套体制凝固和强化,没有任何改革的趋向

1953 3 5 日斯大林去世后,苏联很快形成了改革的气氛,最重要的三个领导人赫鲁晓夫马林柯夫贝利亚都表达了改革愿望,并出台了一些改革措施3 27 日发布大赦令,使约100 万囚犯获得自由; 4 月宣布克里姆林宫医生间谍案为冤案; 8 月决定降低农民税收,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并提出加速发展轻工业的建议1956 2 月召开的苏共二十大可以说是改革的正式开端,不仅是因为赫鲁晓夫在报告中表达的改革路线( 包括三和路线) ,更主要的是因为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秘密报告揭开了批判斯大林个人崇拜的序幕这个时期的解冻思潮实际上是一种改革思潮60 年代初赫鲁晓夫进行的干部任期制权力监察制特别是依据列别尔曼计划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试验,都可以证明他坚持进行社会主义改革是社会主义运动史上有益的改革探索诚然,赫鲁晓夫时期的改革存在很多缺陷,包括总体改革战略缺失改革坚定性不足以及对社会主义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本质认识模糊等,但无论如何,该时期总体措施的价值取向是趋向于发挥社会的积极性,对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形成了一定的冲击由于历史和个人的局限,赫鲁晓夫不可能一蹴而就地对斯大林时期形成的一整套体制进行系统地突破

苏联进行的改革引领了社会主义的改革浪潮在苏联改革氛围的影响下,波兰和匈牙利的改革与苏联的改革形成了改革合奏曲”。虽然两个小国的改革被苏联压制了,但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改革在持续进行,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也在悄然兴起; 匈牙利改革者纳吉被逮捕之后,在卡达尔的领导下,匈牙利的改革仍在持续进行,有学者称之为静悄悄改革”。

1953 7 月,在苏共的影响下,曾被罢免的纳吉出任匈牙利部长会议主席,开始了被称为新方针的调整和改革,主要是扩大农业和轻工业投资鼓励个体农民与合作社平行发展等但到1955 4 月,在苏联的干预和国内旧势力的阻挠下,纳吉被解职,改革也遭终止1956 年,在苏共二十大的背景下,匈牙利人民的改革热情日益高涨,以裴多菲俱乐部为主提出了改革政治经济体制和反对苏联大国主义苏共大党主义的要求,10 24 日和11 4 日,苏联两次出兵匈牙利,镇压了改革运动,逮捕了纳吉等改革派领导人不过,匈牙利的改革并没有就此终止。“20 世纪50 年代匈牙利社会发展经历的曲折和纳吉进行的艰辛探索,为后继者留下了一笔厚重的遗产,成为卡达尔执政时代以静悄悄的方式改革苏联模式和改善匈苏关系的逻辑起点。”[2]卡达尔领导的匈牙利追求民族团结,逐步恢复和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并在60 年代进行了新经济体制改革,下放经济权力,激发企业积极性,从而使匈牙利社会主义经济成为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中的佼佼者

波兰的改革也是在斯大林去世之后受苏联局势变化的影响而出现的1955 1 月,波兰统一工人党通过了尊重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和克服官僚主义的决议。1956 年苏共二十大的召开激发了波兰的改革情绪。6 月,波兹南发生了群众与政府的流血冲突,反映了人民群众与代表苏联模式和被苏联控制的执政党之间的矛盾。之后,波兰的改革持续进行,直至引起了苏联领导集团的不安, 10 1920 日,赫鲁晓夫率团到波兰对改革者施压,波兰党的领导人顶住了压力,并在波兰统一工人党二届八中全会上选举哥穆尔卡为党中央第一书记,通过了《关于党在目前的政治和经济任务的决议,提出了民主化的改革路线。之后,波兰开启了全面的政治经济革新。不过,在苏联的强大压力下,哥穆尔卡的改革在“反对修正主义”的旗帜下,于1957 5 月的九中全会后逐渐终止,波兰的政治经济逐渐陷入停滞状态。

在苏共二十大的背景下,捷共在1956 4 月召开中央全会,批评个人崇拜,提出发扬民主的方针。但在捷共领导人诺沃提尼的阻挠下,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进展缓慢,新成立的改革委员会也未能提出真正的改革措施。进入60 年代,在经济困难的背景下,新的经济改革委员会成立,制定了改革方案,准备进行改革,但仍遭到诺沃提尼的压制。直至1967 10 月的中央全会,杜布切克提出了党政分开的主张,改革才得以展开。1968 3 月底到4 月初举行的中央全会通过了《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行动纲领,提出了系统的政治经济改革方案,得到了广大民众的广泛支持和欢迎。但是,改革引起了苏联的警惕,认为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将使它脱离苏联阵营。8 月,苏联以华约的名义出兵镇压了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格之春”。而在捷克斯洛伐克改革的同一时期,苏联在柯西金的主持下正在进行新经济体制改革,这是赫鲁晓夫时期改革试验的有机延续。改革取得了很大成就,苏联经济发展迅速。在1966 年开始的“八五计划”期间,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率达8 4%,国民收入年均增长率达7 7%。然而,布拉格之春”的综合改革方案震惊了苏共领导集团,被苏联用刺刀扼杀了。这一严重事件不仅终止了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而且成为苏共领导人阻止一切改革的借口,勃列日涅夫等苏共领导人开始把改革视为洪水猛兽,逐步终止了国内的改革。进入70 年代,在苏联,改革”已经成为一个忌讳的名词。可以认为,苏联出兵镇压“布拉格之春”是第一次社会主义改革浪潮失败的标志。

综上所述,战后在社会主义国家确实出现了一次改革浪潮,这次浪潮以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自治改革为先导,以苏共二十大为开始标志,波兰、匈牙利的社会主义改革是重要组成部分,布拉格之春”改革是这一浪潮的最高峰,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被苏联等国出兵镇压是这次改革大浪潮失败的标志。

二、第一次社会主义改革浪潮的主题是突破苏联模式

二战后社会主义国家由一国发展为多国,新的社会主义国家无一例外地沿用了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东欧国家如此,朝鲜、中国如此,1954 年获得解放并于1976 年完全统一的越南是如此,革命胜利后的古巴也是如此。当然,这种沿用并非完全照搬,苏联模式在各国都表现出某些不同的特色。19471948 年间,东欧国家除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外都进行了政治体制变革,终结了人民民主制度,确立了共产主义政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绝对领导地位。19491953 年间,苏联经济模式先后在东欧国家确立。由此完成了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模式化。

但是,以权力高度集中为核心特征的苏联模式不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正常模式。正如高放教授所言: 社会主义,顾名思义,理应以社会为主义,为社会而主义,由社会出主义,靠社会显主义; 可是苏联模式社会主义却是只以一党为主义,只为国家而主义,只由领袖出主义,只靠媒体显主义。”[3]简言之,社会主义在本质上应该是以社会为主义,由社会出主意; 而权力高度集中的苏联模式则是以极少数高层领导人甚至是以个人为主义( 比如斯大林主义) ,由他们出主意而社会大众只能随声附和的社会,也就是卢森堡所说的“几十个具有无边无际的精力和无边无际的理想主义的党的领导人指挥着和统治着,在他们中间实际上是十几个杰出人物在领导”[4]的社会。在革命与战争年代,需要革命领袖的集中指挥和命令,整个社会动员起来统一为战争服务,这时苏联模式就会表现出它的社会适应性。但是,一旦进入和平与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苏联模式就越来越显示出它对社会创造力和社会活力的严重束缚,如果不能及时改革,就会使党和社会逐渐陷入窒息状态。二战结束后,经历长期战争蹂躏的国家人心思定,和平与发展已成为各国人民普遍的愿望和追求。所以,虽然有冷战的背景,但并不能改变和平与发展的大势,改革苏联模式的要求日益迫切。斯大林去世后,苏联、匈牙利、波兰、捷克斯洛伐克进行了“解冻”式的社会主义改革。

权力高度集中即高度集权的主要弊端就是剥夺了社会的权力,使社会失去活力。观察苏联、东欧国家改革中的各种措施,尽管各有不同,但都是从各个方面向社会放权,激发社会活力。如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改革中提出的民主主张,认为民主也就是由人民做主,是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之一,但它是与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中权力高度集中于少数人相对立的。赫鲁晓夫认为,个人崇拜是权力集中于个人的原因,也是结果,所以,反对个人崇拜也是反对集权体制。赫鲁晓夫进行的干部任期制和选举制改革也是同样的道理。就“计划·利润·奖金”的讨论和试验而言,计划”是中央计划,在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下是经济权力集中的体现; 利润”主要针对企业,企业通过利润的增加而获得更大权益; 奖金”主要针对个人,职工因能获得奖金而生产热情提高。利润和奖金则代表着企业和个人,在考虑计划的同时,利润和奖金也成为发展国民经济需注重的重要变量,这也是对单一计划的重大突破。由此看来,苏联、东欧国家这些改革的主题就是克服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权力高度集中的弊端,逐步将集中于中央的政治经济权力分割出来,将它们让渡给代表着社会的企业和个人,从而激发社会的活力和积极性。

受多重因素的影响,长期以来我们对赫鲁晓夫改革的重要意义缺乏认识。一种观点还停留在中苏大辩论时期,将赫鲁晓夫的所作所为斥为“修正主义路线,意即修正斯大林时期确立的社会主义模式。现在看来,这种观点意在美化和强化苏联模式,将斯大林时期确立的苏联模式视为亘古不变的真理,不能触动。事实证明,不触动这种模式,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就不可能前进。从这一点来说,赫鲁晓夫改革是有意义的。另一种观点认为,赫鲁晓夫对斯大林时期确立的社会主义模式只是修修补补,甚至只是用斯大林的方法反对斯大林,没有进行根本的体制改革。所以,赫鲁晓夫的所作所为是没有意义的,也是必然要失败的。事实上,这种观点是脱离了当时苏联的客观现实,是用现在人的眼光去看待、用现在人的标准去要求赫鲁晓夫。平心而论,从斯大林的威权之下走过来的赫鲁晓夫勇于打破斯大林的权威,就已经显示出他的非凡勇气和魄力。至于赫鲁晓夫的各项措施,确实有许多心血来潮之作,又有部分半途而废甚至是朝令夕改的内容,不过总体而言,很难用“成功”和“失败”来简单评价赫鲁晓夫改革。如果从社会主义的视角来看,赫鲁晓夫的大部分措施都是在尝试释放社会活力,单这一点,就决定了它在社会主义运动中的重要意义; 至于赫鲁晓夫的改革措施不成体系和系统,未能进行根本的体制改革,也应该看做是面对巨大的改革重任,不可能一蹴而就地解决问题,只能不断进行各种改革,从而形成积累性改革,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成为突破性的体制改革。所以,赫鲁晓夫的许多措施,单个来看也是有意义的。

相比赫鲁晓夫的改革而言,东欧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具有系统性、整体性和短暂性的特点。波兰和匈牙利集中在1956 年提出了系统性、整体性的改革措施,但又很快在苏共的压制和苏军的入侵下归于失败。如果不算匈牙利之后的“静悄悄改革,两国的改革是相当短暂的。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亦然,集中在1968 年,措施也带有系统性和整体性,也是不为苏联所容而迅速失败。从这几个国家的情况来看,倒是从一个方面说明,谋求系统地、一蹴而就地改革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往往是难以成功的。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回击了对赫鲁晓夫改革缺乏系统性的责难。

三、国家民族主义、大党主义、大国主义对社会主义改革形成最严重的干扰

在改革中,苏联的国家民族主义、大党主义、大国主义严重干扰了这次改革浪潮。其国家民族主义表现为极端的民族利己主义,伴随着大党主义、大国主义的干扰,苏联压制了波兰的改革,出兵镇压了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

众所周知,除了南斯拉夫,东欧其他国家的改革要么是在苏联的压制下,要么是在苏联的入侵下归于失败。这不禁引人深思,既然均属于社会主义改革,为什么苏联“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呢? 归纳起来,就是在大党主义、大国主义掩盖之下的国家民族主义作祟的结果。

第一,是苏联的国家民族主义之下的民族利己主义作祟的结果。民族主义是近代在欧洲兴起的重大社会思潮和政治思潮,意即在同一民族的旗帜下争取统一民族的权利。国家民族主义就是以国家的名义煽动和利用国内的民族情绪,以获得国内所有民族的支持,进行对外争夺。民族主义兴起之初,在反对民族压迫和剥削中特别是在争取民族独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极大激励了被压迫民族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热情,当今世界绝大多数国家都是在民族主义的旗帜下走上独立之路的。但是,民族主义也非常容易被引入民族至上的歧路。民族国家出于民族利己主义,为获得更多利益与其他国家进行激烈争夺,演变为极具破坏力的对外侵略扩张。在第一次社会主义改革浪潮中,苏联就是以国家民族主义的面目出现的,深陷民族利己主义的泥沼。

历史上,东欧地区长期被俄罗斯看做抵御西欧列强的屏障,近代史上俄国三次参与瓜分波兰均有这样的战略考虑,二战爆发前斯大林与希特勒签署《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及其秘密议定书也是出于这样的战略目的。二战结束后,苏联凭借其强大的实力,确立了对东欧国家的控制,东欧地区成为苏联与西方国家进行冷战的桥头堡,也是苏联抵御西方的重要屏障。与此同时,苏联还可以从东欧地区获得很多的政治和经济利益。所以,当这些东欧国家表现出违抗苏联意志的行动时,苏联就将其视为损害自身利益的举动,以国家民族主义的姿态毫不留情地予以镇压。苏联的这种国家民族主义虽然能获得国内的支持,但却阻挠了东欧国家的改革,激化或至少是积累了苏联与东欧国家的矛盾。

这里需要补充说明的是,苏联并非像多数欧洲国家一样是单一民族的国家,而是典型的多民族国家。这类国家所表现出的国家民族主义往往呈现为其主体民族的民族主义,即大俄罗斯民族主义。所以,苏联的对外侵略也可以说是大俄罗斯民族主义作祟的结果。

第二,大国主义是苏联出兵镇压东欧国家改革的支柱。大国主义表现为实力强大的国家在处理与弱小国家关系时的蛮横和无理,即国际政治中的恃强凌弱行为。从彼得一世之后,俄国就成为东欧地区最为强大的国家,与俄国相比,其余的众多东欧国家都是根本无法与俄国较量的小国。苏联时期亦是如此,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实力都远逊于苏联。正是在这个基础上,苏联敢于明目张胆地出兵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威胁波兰,而这三个国家根本无力抵抗苏联的入侵和恐吓,只能听任苏联的摆布。

第三,大党主义是苏共在社会主义旗帜掩盖下的本质属性。在共产国际时期,各国共产党都是苏共支配之下的共产国际的支部,都必须听命于苏共。虽然共产国际在二战期间解散了,但苏共在二战后仍以领导党自居。直至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时期,苏共对东欧国家的共产主义政党也是颐指气使。当他们认为东欧共产党的举动“出格”时,就打着“维护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利益”的旗帜,公然压制改革运动。如在1968 4月,苏共中央通过的《关于国际形势的迫切问题和苏共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而奋斗》的决议指出: 历史发展现阶段的特点是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之间意识形态的斗争急剧尖锐化。现在,整个庞大的反共宣传机构,都用来削弱社会主义国家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离间现代的进步力量,企图从内部破坏社会主义社会。”[5]这就打出了“社会主义国家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旗帜,为干预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事务制造舆论,在这个决议中,苏联的“社会主义大家庭”论已经呼之欲出: 我们的党愿为社会主义大家庭在政治上、经济上、国防上不断巩固作出一切必要的努力。”[6]7 3 日,勃列日涅夫正式推出所谓的“社会主义大家庭”论,认为“社会主义大家庭各国行动的团结一致在目前情况下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在保障社会主义大家庭安全问题上,社会主义国家之间正在实现最紧密的相互配合”。[7]而在这个“大家庭”中,苏联以“家长”自居,肆意干涉被它看成“家庭小成员”的东欧国家的内政。

推出“社会主义大家庭”论的同时,苏联还推出了社会主义国家的“有限主权论”。镇压“布拉格之春”后,勃列日涅夫明确指出: 确立和保卫已经走上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的主权,对我们共产党人来说,具有特殊的意义。”“向兄弟国家提供军事援助以消除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威胁”是社会主义国家的责任。[8]勃列日涅夫将依赖于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大党主义凌驾于民族国家主权之上,与近代以来形成的主权国家观念完全相悖,在执行中必然招致东欧国家的激烈抵抗。

苏联的大国主义和大党主义,本质上都是国家民族主义,也就是说,是出于苏联国家的民族利益。苏联的这种国家民族主义以大俄罗斯民族主义为核心,以追求苏联的国家利益为表现形式。这里需要对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国家观念进行辨析说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指出: 民族内部的阶级对立一消失,民族之间的敌对关系就会随之消失。”[9]其中,民族内部的阶级对立的消失,实际上就是指社会主义的实现。也就是说,在实现了社会主义之后,民族之间的敌对就不存在了,民族的观念也就随之消失了。从苏联东欧国家的现实来看,既然他们都是社会主义国家了,那他们之间自然也就不存在民族隔阂了。但是,这里必须要澄清的是,虽然苏联东欧国家都已经是社会主义国家,但他们并未实现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的社会主义。早在1936 年宪法中,斯大林就宣布苏联建成了社会主义,苏联已经不存在相互对立的阶级。但众所周知,苏联远没有达到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社会主义的标准,特别是社会主义必须建立在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基础上的要求。同时,斯大林也从不认为苏联已经不存在相互对立的阶级,相反,他一直在“阶级斗争越来越尖锐”的思想指导下,开展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所以说,苏联实际上是没有实现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国家。同样,战后东欧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成为社会主义国家,也并没有实现社会主义。既然未能消灭阶级对立、未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这些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的民族矛盾就不可能消失。何况在苏联这个多民族国家还盛行着大俄罗斯民族主义,其他东欧国家内部特别是多民族国家内部也存在着民族矛盾,东欧国家之间以及他们和苏联之间的民族利益之争更是经常出现,并以国家民族主义的形式表现出来。实际上,就二战后的国际社会而言,民族国家的观念不断深入人心,一个民族或多个民族围绕民族国家的独立、主权、领土完整等进行的斗争还是国际社会的主流,民族国家也是最重要的国际政治行为体,任何违反民族国家原则的思想和行为都难以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同和支持。因此,尽管苏联打着“社会主义”、“国际主义”等旗帜,其本质仍然是国家民族主义,甚至是对老沙皇对外侵略扩张的继承,是大国对小国的欺凌。东欧国家争取改革、维护民族国家利益的行为也得到世界上爱好和平与正义的国家和人民的普遍支持。

苏联的国家民族主义、大国主义、大党主义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教训。它们极大地干扰了改革,是社会主义国家第一次改革浪潮失败的重要原因。对于苏联来说,其社会主义旗帜下的大党主义不仅是迷惑东欧国家的工具,同时也使它沉醉于社会主义已经实现甚至大踏步地奔向共产主义的迷梦之中,从而使它忽视了国内存在的各种矛盾,特别是民族矛盾。结果是,在镇压“布拉格之春”之后,勃列日涅夫强行终止了国内的改革,重走斯大林时期社会主义模式的“老路,致使苏联的各种矛盾不断积聚,终至陷入停滞的泥淖。

在国际政治中,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政治中,需要特别警惕国家民族主义、大国主义、大党主义等不良倾向的危害,无论是大国与小国之间,无论是什么性质的国家,都应该本着“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原则处理相互关系。二战后第一次社会主义改革浪潮中苏联与东欧国家的关系为我们提供了非常深刻的教训。


注释:

[1]参见姜琦、张月明《悲剧悄悄来临———东欧政治大地震的征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年版第322323 页。

[2]孔寒冰《东欧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年版第354 页。

[3]高放《世界社会主义五百年历史的观察与思考》,载于《观察与思考》2016 年第9 期。

[4]《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 卢森堡专辑) 》人民出版社1981 年版第90 页。

[5]北京大学苏联东欧研究所编译《勃列日涅夫时期苏共中央全会文件汇编》商务印书馆1978 年版第218219 页。

[6]北京大学苏联东欧研究所编译《勃列日涅夫时期苏共中央全会文件汇编》商务印书馆1978 年版第218 页。

[7]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译室编译《勃列日涅夫言论第四集( 1968) 》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 年版第7275 页。

[8]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译室编译《勃列日涅夫言论第四集( 1968) 》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 年版第185186 页。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 版第1 卷第419 页。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文章来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 双月刊) 2018 年第2